伊沛霞：异常复杂的中国如何维持长期统一
刘广京序
中国历史常常被看作西方历史的镜子。在秦（前221—前206）汉（前202—220）中国统一之后，后来的统治者被北方游牧民族和传入的外来宗教征服了，这颇类似于罗马。但中国与罗马不同的是，它再度兴起，在唐朝（618—906）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世界性大帝国。汉朝的许多体制得到了恢复。自汉末以来就很强大的门阀政治依然保持着影响力，但是它却认可一个具有真正权力的普世君主。中国唐代的世族门阀也不像欧洲的封建领主，他们需要朝廷授予他们的爵位和名号，这种声望对保护其广阔的地产而言是必需的。
自唐至宋（960—1279），皇权得到进一步的集中，门阀贵族转变为一种社会—科层制精英，在他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为一种成熟的考试制度所造就。那些致仕回乡的官员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士绅，他们基本上是认同帝制国家的。随着明清时期宗族组织的日益扩展，儒家的社会伦理逐渐被认定为规范，为中国政府所依循。
帝制时代的中国史是一个具有内在吸引力的主题，随着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引发了更大的兴趣。例如，从中国，尤其是从元朝（1260—1368）以来，对西部和西北部的穆斯林世界的态度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从宋代到20世纪，尽管有了长途贸易的增长和意义重大的城市化过程，却不存在政治上活跃的商人阶级，我们从中又能获得什么教益？
伊沛霞是研究从汉到宋中国家庭与亲族的杰出学者，曾经细致地分析了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社会—科层制精英们的文化社会观，也分析了由宋朝帝王和哲学家们制订的冠、婚、丧礼。她编著了一部被广泛使用的资料书——《中国文明与社会》，在此书中，她把研究范围从明清延伸至20世纪的发展。她以一种平实、凝练的文风，将其关于中国早期历史的渊博知识运用于研究当代中国，因为她确信历史的连续性是不可避免的。
本书蔚为可观的图片是辛勤搜索的成果，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陶器到食品）和著名作家的人生经历也为本书增光添彩。但是，作者对中国悠久历史仔细而清晰的概述，才是最引人注目的。我相信，本书总有一天会被视为经典。
中文版自序
最初让我写作本书是为出版一套世界各国的图说历史，面对的是英美的一般读者。它必须很简明，要避免出现太多读者不熟悉的名词和术语，尽可能好地利用图片资料。尽管我以前作为研究唐宋史的专家写过学术性的著作，也为大学里学习中国史的学生编过资料，但我此前从未试图为普通读者撰写关于中国的书。为了让那些随时都会合上书的成年读者兴趣盎然，我试图着重勾画一两个有关中国的最紧要的问题：它的巨大和历史连续性。这十多亿人口——比东欧、西欧和北美人口的总和还多——逐渐认为自己拥有相同的文化，享有认同感，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他们没有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那样，因在方言、宗教或生活方式上的差异而分裂成一个个相互猜忌的群体？在本书中，我试图表明，有几个因素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包括中国的地理位置、它的形声书写系统，以及强大统一政权的长期经验。以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历史的长期性也是很突出的。
多年来，中国史学家集中解释了王朝的兴衰，但在世界上多数其他地方却不是王朝而是整个文明此兴彼衰。人们发现，现代史家可以从当代西方国家的某些思想或制度，追溯到埃及人、苏美尔人、希腊人、罗马人、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但没有哪一个现代西方国家是这些文明的直系子孙。人口随着连续不断的移民和入侵浪潮而变化，新的宗教则创造了与过去一刀两断的意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这个例外？难道中国从未遭受过同样的毁灭性的打击吗？新民族的涌入从未有这样大的规模吗？新的思想或宗教对于人们的认同感从未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吗？或是中国人在别的民族注意非连续性的地方选择留心连续性？尽管我不会离开中国历史经验的特殊性质，但在本书中，我更强调中国文化在那些其他文化注意非连续性的地方，反而注意连续性的趋势。
在写作本书时，我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对付这些问题而且不会非要有个所以然不可。因为我相信历史充满了偶然性。我已试图表明在各个时期，在创造我们称之为中国的这个社会的进程中，中国人如何利用他们继承的遗产，以及他们在拼命寻找意义与和平、强加自己的意愿或与对手竞争、幸存和发达、关怀其家庭及履行其责任的时候，如何提出新思想、进行新实践。依我看，中国的今天植根于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有活力的历史之上，它总是具有潜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这意味着每一个阶段都是故事的精华部分。我希望，这个译本的中国读者会发现我作为一个外人的兴趣所在。尽管研究中国史的西方学者利用的史料与中国史学家的相同，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却迥然不同。我期望着能从中国读者对我工作的反馈中获得教益。
英文版自序
首次造访中国的西方人也许会百感交集，他们或感到入迷、惊奇，或是疑惑、刺激、沮丧。仅中国人的人口总数就让他们大吃一惊：10亿多的汉人—比东欧、西欧和北美的人口总数还要多。为什么语言、宗教或生活方式的差异没有使他们像世界上其他地方那样分裂成相互猜忌的群体呢？一个单一的政府是如何统治这般众多的人口的呢？除此之外，对于中国民众—那些在田里做农活的男人和女人、在市场里交易的人、在公园里和孩子们玩耍的人，以及在饭馆里吃饭的人，西方造访者也同样感到好奇：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20世纪的种种动乱如何影响了他们及其家庭？他们之中有谁还真心信奉毛主义？
同样令人感到惊异的还有中国的地貌景观。中国本土内（讲汉语的人定居的地区）可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受到如此珍视，以至于不能浪费在生产力较低的用途上—如放牧，人们甚至将那提供木材和柴薪的山林开辟成梯田来种庄稼。中国的农业技术和其社会与政治组织形式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城市空间也引发许多问题。在中国的城市中，仅当人们伫立在实实在在的名将贤相的塑像面前，历史才悄然而至，人们也无法找到曾发生过许多历史事件的古老的房屋、庙宇和宫殿。甚至像西安、洛阳、南京、北京这样的著名古都，都缺乏实在可见的纪念物，而这些却可以在历史同样悠久的罗马、雅典、伦敦或巴黎随处可见。难道中国没有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英雄人物，抑或中国人在以另一种方式尊崇这些英雄？
诚然，我们可以在博物馆中找到一个古老中国的物质遗存，但是这些文物自身也存在着一系列疑问。古代的杰作—青铜礼器、山水画、书法、瓷器，似乎都在无声地抗议着当代中国这凄凉的文化景象，并引出了令人苦恼的问题：中国文化的鼎盛期已经过去了吗？今昔之间的文化联系难道变得如此薄弱，以至于二者可以被视为不同的文化？那些发现并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可能已经开始考虑这些问题视角的公正性了：我是否在按照西方的而不是中国的审美标准来评价中国文化的美学成就？我是否在把中国历史上的精英文化与今天的大众文化相比较？本书正是为那些乐意思考这类问题的人所写。
中国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社会，它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不理解它的过去就不会明白它的现在。与西方那种把中国视为静止不变的、甚至几乎没有历史的陈旧观念相比，中国如何成为今天我们熟知的泱泱大国，这个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都利用了他们所继承的遗产，但是更可贵的是：在创造这个我们称之为“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当他们奋力去寻求真理和追求和平，去施加自己的意愿或与对手斡旋，去生存和发展，去照顾家庭并履行责任时，中国人提出了新的思想，付诸了新的实践。因此，现实植根于一个复杂的、多层的、动态的历史之中，而历史始终有可能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继续发展。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都是这整个的中国故事必不可缺的一部分。
人们可以写一部“大中国”的通史，这个“大中国”是指东亚地区，中国在其中起了支配性的作用，而这个区的大部分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疆土。但这里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个相对较小的工作：中国文明的历史。中国文明是一个不局限于明确的边界之中却又与中国本土具有松散联系的文明。当邻居们将其统治施于中国之时，我的参照点就是这种遭遇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别的什么。尽管我已缩小了我给予“中国”的含义，但我并没有把它缩小到中国的政权或中国的上流阶级。我关注的重点在于中国人及其创造的文化。
再版说明
作为作者，最令人愉悦的莫过于发现人们在读我的书。第一版在头十几年内印制了八次，同时也被译作了多种文字，包括中文、韩文、德文、波兰文、俄语、希腊语和西班牙语。中国读者的反馈令我尤其开心，这本书在中文地区发行了三个版本，一个是全彩印的简体版本，一个是相对便宜的黑白简体版本，另一个则是繁体版。
再版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十分可观，这个国家与外界的联结也愈加紧密起来—不仅通过投资和贸易，还通过人口迁移，以及文化和技术的交流。对中国的好奇使得大量与中国相关的书籍得以出版，启发了人们对许多问题的重新思考。
本书第二版最主要的改动，是在1949到1976年的中国这一章后新添的最终章节，这个章节讲述了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并包括了全新修改的延伸阅读材料。而贯穿全书的主题—作为一个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建构起来的社会和文化，随着中国在变动的外界环境中寻求意义与安全，“中国”的含义和边界也在不断变化着—仍是一个思考中国历史的有效方法。
致 谢
创作过程中的一部分快乐源于寻找插图，因为在此过程中我需要钻研大量美妙绝伦的艺术图录和文物书籍。在筛选插图时，我将我的初步选择展示给了其他汉学家看，并从他们那里收获了极好的建议。在此，我要尤其感谢巫鸿、梁庄爱伦、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和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和他们颇为丰富的建议。我同样感谢那些慷慨地阅读和评论了本书一章或几章的同行，他们是安乐哲（Roger Ames）、包安廉（Alan Baumler）、周启荣、窦德士（John Dardess）、彼得·格里高利（Peter Gregory）、邱燕玲（Emily Hill）和吉德炜（David Keightley）。在此书的架构方面，我要感谢得到伊利诺伊大学研究委员会的三位研究生：姚平帮助整理图片，凯西·巴托斯（Kathy Battles）和萨曼撒·布拉姆（Samantha Blum）两人帮助准备参考资料和处理相关的杂务。最后，我要感谢过世的刘广京教授，他为本书撰写了前言。刘教授在2006年以84岁高龄去世。
我最想要感激的是研究中国的其他学者。在将近30年的中国历史研究过程中，我所学到的一切，都对本书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影响。写作此书时，我的书桌并非摆放整洁，我也不是只需从记忆里提取出自己知道的有关中国历史进程的信息就可以了；相反，我的书桌上总是堆满了书和文章。我重读了许多记忆中模模糊糊觉得尖锐犀利的文献。我查阅了，有时甚至是全神贯注地沉浸在那些多年来我所购买的、但在此前却没时间读的书籍之中。我在书中某些地方采纳了别人的学术成果，倘若这些作者在书中发现了自己的观点，我希望他们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得到任何回馈——除了在“延伸阅读书目”里被提了一下——而不悦，相反，我希望他们会感到高兴，因为我被他们的证据和论点折服了。
【封赏】